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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植物打了大半輩子交道，鐘揚一直在收集和播撒種子。

這位復旦大學的植物學教授在西藏收集了上千種植物的四千萬顆種子，許多連全世界最大的種質(zhì)資源庫都沒有。而在上海，離復旦大學80公里的濕地，有他親手培植的紅樹林。這片目前世界上最靠北的紅樹林里，有的小樹苗已經(jīng)挺過了零下8攝氏度的冬天，繁衍出第三代種子。

連自己的雙胞胎兒子，他都用植物命名，“如果植物取名蔚然成風，會給分類學在社會上帶來很大影響”。直到因車禍去世前夜，他都在準備給科普節(jié)目《科學隊長》錄制植物學科普的內(nèi)容。

鐘揚去世后，有人給節(jié)目組留言說，一位收聽過鐘揚節(jié)目的孩子，眼淚汪汪地拒絕了朋友送給他的獼猴桃，“看到獼猴桃，我就想起鐘揚教授，好傷心�！焙芏嗳耸峭ㄟ^鐘揚才知道，獼猴桃最早是在中國發(fā)現(xiàn)的。

在這段被各種各樣“種子”撐滿的生命里，鐘揚的時間似乎永遠不夠用。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寫道，“只希望能快快休息一下，不要再過每天睡眠3小時的日子。”

人們很難在辦公室見到他。鐘揚在復旦大學的博士生德吉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老師的辦公室繁忙的就像醫(yī)院門診室，學生們排著隊進去請教問題。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盧寶榮教授已經(jīng)習慣了鐘揚在各種會議開到一半時“闖”進去，或是半途悄悄溜走。甚至因突發(fā)腦溢血住院時，他都躺在病床上給同事交代工作。

作為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他每年都有超過150天待在西藏。因為經(jīng)常在野外考察，鐘揚的皮膚黝黑。雖然戴著眼鏡，但很多人形容他“一點也不像教授”。他極少穿正裝，去哪兒都穿著沖鋒衣和格子襯衣，逢人就用帶著濃重湖北口音的普通話說自己在西藏29元買的牛仔褲比名牌的還牢固。

鐘揚曾統(tǒng)計，自己一年有差不多一半的日子要坐飛機，有時一天就坐三趟。他和多個朋友說，自己坐飛機多到“拿了許多個航空公司的金卡”，還知道登機時間最短的路線。在飛機上，在飯館等菜時，甚至在主席臺上講話的間隙，他都在偷偷回短信、郵件。因為事情太多，平時他衣袋里都裝著疊著的紙片，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待辦事項。

他總是凌晨5點就從家中出發(fā)，坐最早一班飛機出差。鐘揚的高原反應(yīng)一直很嚴重，卻總是每次早上7點準時和研究團隊出發(fā)考察，累了就裹著大衣睡在車上。為了節(jié)省空間裝野生植物樣品，他每天只帶兩個面包、一袋榨菜。鐘揚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生長在艱苦環(huán)境，有韌性。

曾有人想為鐘揚拍攝紀錄片，結(jié)果上了高原第一個倒了。

在德吉的記憶里，被稱為“鐘大膽”的他事事頂在最前線，“完全不要命的”。從拉薩到日喀則再到珠峰大本營，海拔相差超過4000米，他和學生在植被稀松的無人區(qū)尋找植物。他的足跡遍布藏北高地和藏南谷地，還爬上激流滾滾的雅魯藏布江兩岸的懸崖，給世界上僅存于西藏的巨柏做標記。